知名瑜伽馆暴雷:“野蛮半岛bob综合”生长之后

2023-08-16 06: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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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岛bob综合恩卓是在2月25日一大早收到梵音瑜伽馆停业通知的。瑜伽馆的销售夜里12点多给她发送了这则消息:因梵音内部业务进行整顿调整,自2023年2月25日暂停营业,所有课程暂时取消。

  虽然说是“暂时”,但恩卓当时就感觉不太对劲。她赶紧上网查新闻,发现梵音瑜伽在全国的80多家门店已经全部关停。第二天,当她开车来到位于朝阳区安立路60号的润枫德尚苑时,发现昔日训练的梵音瑜伽馆大门紧闭,房间空空荡荡。玻璃门上贴着一张由大楼物业出具的《限期付款通知》,通知写道,瑜伽馆于2022年12月后就未再支付房租,欠费金额为147738.24元,若2月28日之前未缴纳,将收回商铺使用权。

  尽管这两年关于各种预储值机构暴雷跑路的新闻层出不穷,但梵音瑜伽的倒闭还是让恩卓倍感意外。去年10月,在朋友向其推荐了这个瑜伽机构时,恩卓非常谨慎地查过资料。官网显示,这是一家已经成立超过20年的老牌瑜伽机构,属于国内最早的瑜伽品牌之一,不仅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线多所直营场馆,拥有超过6万名瑜伽教练毕业生和超过50万名瑜伽会员,还号称建立了6.6万平方米全亚洲超大规模的瑜伽学校。这些数字都让恩卓感到放心。办会员之前,她还特意前往位于亚运村的瑜伽馆考察,销售告诉她,该店在2021年才装修完毕,且各种设备都是大品牌,看起来很考究,“这么大的投入,会觉得运营肯定没有问题”。买卡之后,她一共就去了两次,没想到就暴雷了。

  但是对于梵音的闭店,梵音的瑜伽教练岱珊并不意外。从去年8月开始,梵音的工资发放就出现明显异常。岱珊记得,那个月自己只收到一半工资,她一开始没太在意,因为梵音每个月打工资的时间都不太固定,拖上一段时间也很正常。没想到半岛bob综合,一直等到9月,剩下的一半工资都没有补上。岱珊所在的梵音企业群一共2000多名员工半岛bob综合,光北京区域的教练数量就在300多人。群里开始出现讨薪的声音,公司一开始承诺春节前力争先发50%,春节后发放剩余的部分。但此后,欠薪的时间被一步步延长,公司的回应开始像“挤牙膏”一样,“你问的时候,它挤一点。安抚你两句”。比如,承诺大家拖欠的工资会在2月份发放,“但没有说具体的日子”。又或者鼓励大家推荐人来上教培或工作坊,“可以用学费的30%发放工资”。一直到过完年,岱珊累计被拖欠的工资已经达3万元。

  当舆论在纷纷猜测,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瑜伽连锁品牌到底发生了什么时,2月26日,梵音瑜伽创始人饶秋玉发布声明,宣布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停业整顿半岛bob综合。截至本刊发稿,事情已经过去两周多,但梵音瑜伽并没有恢复正常。有梵音瑜伽的前高管告诉媒体,目前梵音瑜伽在全国的会员未耗卡费在6亿元左右,再加上员工工资、物业、房租在内,债务总计约为8亿元,波及的会员人数在20万人左右。在那篇对外声明里,饶秋玉也提到,目前公司包括会员未耗卡、房租及员工工资,有数亿元债务。“巨额的债务让我恐慌。这个压力持续了3年,特别是最后的半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发抖,胸口痛、头痛,任何的信息都让我紧张……在2022年冬天,新冠肺炎肆虐全国时,全国闭店,对我们公司(是)毁灭性的灾难……我还是倔强地想坚持到春天,到疫情结束,到瑜伽的旺季。我们是坚持到了胜利,却错过了胜利。”

  饶秋玉皮肤白皙,身材匀称,留着时下最流行的空气刘海,一对细长的眉眼,笑起来眯成一条缝儿。她穿一件白色运动背心和一条白色瑜伽裤,光脚坐在地上,双腿交叉,双眼温柔地注视着前方。这是一张梵音瑜伽创始人饶秋玉的形象海报,它出现在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场、写字楼和梵音的瑜伽馆里,或许是为了强调与年龄不符的年轻气质,海报的旁边,在显眼的位置上写着她的年龄,51岁。海报着力营造的优雅与年轻感,彰显着饶秋玉除创始人之外的另一个身份,一名瑜伽教练。事实上,饶秋玉的事业起步,就是从一名瑜伽教练开始的。

  饶秋玉在2020年接受央视记者水均益的采访时,讲述了自己走上瑜伽之路的过程。那是在2000年左右,在机缘巧合下,她开始跟随一位英国人练习瑜伽。两年后,英国教练在北京顺义区的瑜伽馆要出让,饶秋玉将其接了过来,后来改名为梵音瑜伽,饶秋玉的瑜伽事业就这样起步了。

  王青松是梵音的一名前员工,在梵音工作六年,从基层一直做到公司管理层。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中国最早的一批瑜伽馆几乎都是有国外接触背景的人开的。饶秋玉的前夫是一个丹麦人,做旅游相关的工作,因为这层关系,连续六七年的时间里,饶秋玉曾到印度向当时的阿斯汤珈鼻祖帕坦比·乔伊斯(PattabhiJois)学习,接受最正统的瑜伽教学。“她特别像改革开放挣到第一笔钱的那批人,能接触到我们大多数国人接触不到的信息,相当于打了一个信息差。”

  梵音瑜伽创办之后,分为两条业务线,一条是面向普通大众的瑜伽教学,一条是瑜伽教练的培训业务。饶秋玉对这份事业确实是倾力投入,曾经将自己的房子作为瑜伽馆的训练基地,一开始开在顺义的某个别墅里,后来转移到SOHO现代城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公寓。2012年,当王青松以教培学员的身份进入梵音瑜伽学习时,梵音已经搬到了蓝堡国际中心(以下简称蓝堡)的16楼,占地600平方米,是市面上最大的瑜伽馆之一。

  同样于2011年进入梵音、在这里工作11年的资深教练黛西向本刊记者回忆,瑜伽馆从现代城搬到蓝堡,意味着店面一下子扩大了三倍,每月的房租要将近10万元,这让当时的管理层觉得很有风险,“但是她不管,坚持要做”。饶秋玉当时留给黛西的印象就是“敢冒险,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后来,在饶秋玉的老家湖北赤壁赵李桥镇参与瑜伽培训时,黛西听当地村民讲,饶秋玉的父母都是村里人,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她从小受到的约束就少,在家时性格就比较“乖张”。

  在梵音瑜伽的发展早期,创始人身上的这种“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将公司快速推向更大的发展。2013年,饶秋玉在赵李桥镇建起梵音瑜伽最大的教培基地——湖北静修中心,占地100亩。根据公开资料,当时她抵押了自己北京的房产,投了8000万元进去。中心建设之前,也遭到不少反对,但饶秋玉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步都走对了。蓝堡国际中心位于长安街沿线,CBD核心区,周围几公里内,有世茂大厦、华贸中心、北京电视中心、国贸等众多办公机构和北京顶级国际商务中心,是不少高收入人群的聚集地,她们也是梵音瑜伽的主要客户群。至于湖北静修中心,因为开在大山里,环境优美,自然能吸引到中产阶层以上的人群。静修中心更像是一个度假休闲旅游区,除了日常上课,还有采摘园、餐厅等各种周边消费。据王青松的说法,中心一年最多的时候有八九千万元营收,成为梵音当时最赚钱的项目。

  敢于“冒险”的草根精神之外,饶秋玉作为瑜伽教练的专业水平也在当时帮梵音打造出了名气。王青松印象很深,在学习一种来自印度的古老瑜伽流派哈他瑜伽时,“当时,市面上的10家瑜伽馆里,有9家都只是让你做完全的拉伸”,但饶秋玉会告诉学员,弯曲的膝盖不要超过前脚尖,以及什么是“关节正位”,结合运动康复力学,告诉大家怎么练习才安全有效。她聘请国内顶尖的瑜伽教练,并邀请西方名师来教学,这在国内的瑜伽行业还不多见。名师加持下,梵音的教学水平很受业内外认可。

  中国瑜伽市场的高速发展,大概从2015年开始。根据艾瑞联合每日瑜伽发布的《2018年中国瑜伽行业研究报告》,在2015~2018年,随着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上瑜伽体式照片被转载,瑜伽热兴起。各种大中小瑜伽机构开始集中出现,2016~2018年的中国瑜伽市场规模从174.6亿元增长到322.1亿元,增长近一倍。“经过多年的市场培养,瑜伽这项运动已经变成一种兼具塑形、理疗、孕产修复等各种功能的大众健身运动。”王青松对本刊记者说,“它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之前的一个点扩展到了很宽的一个面。而且瑜伽的动作有8.4万多个,常用动作有100多个,所以容易推陈出新,从最早的哈他瑜伽,发展到后来流行的流瑜伽、高温瑜伽、空中瑜伽等,新的项目不断推出,吸引新手加入。”

  梵音也在这段时间开始了自己的提速扩张。2016年,饶秋玉决定在双井开第三家瑜伽馆,并使用一个新的发展模式——预售制,即在新的场馆还没正式营业前,先预收会员费。一位参与预售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双井店的装修、房租、预售团队等加起来,成本约200多万元,但预售团队在两个月里就实现了300多万元的营业额。所以还没开业,单店的成本就收了回来。尝到甜头的饶秋玉开始要求在全国以预售模式扩张,一家店拿回的预售金立即投入到下一个店。最疯狂的时候,要求北京“十店齐开”,到2018年,梵音瑜伽馆就从北京的2家扩展到20多家,全国店铺扩张到60多家。

  会员业务的快速发展,反过来也推动了教培业务的发展壮大。岱珊记得,自己2015年第一次前往赵李桥镇参加培训课时,湖北静修中心只有三四个教室,一共可容纳100人左右,2018年再次前往,规模已经扩张到两三倍,“后面的山全部推平建了房子”。她在北京的工作区域,从一开始跑全北京的场馆,到后来随着场馆数量增加,20家场馆被分为五个区域,每个老师只能在自己固定的区域里上课。

  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梵音的师资力量开始跟不上了。阿斯汤珈是梵音瑜伽的一个特色品类,几乎每个场馆里都有设置。“在过去,成为一个阿斯汤珈老师,至少要经过两年的培训,但在梵音,可能培养一两个月的新手就去接早课了,因为全国80家馆都有阿斯汤珈的早课,但是又没有那么多老师。”岱珊说,当时在梵音的一名资深阿斯汤珈教练因为不满这种速成的做法,还与饶秋玉发生矛盾,最后愤而辞职。

  随着机构规模的扩大,梵音瑜伽的管理问题也开始暴露。曾在梵音工作过的一位店长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最开始当店长时,一年只能见上饶秋玉一两面,平时也不汇报工作。饶秋玉甚至还叮嘱他:“你不要跟我讲业绩,如果我不知道业绩,我还挺高兴,如果我知道了,发现自己在赔钱,我就挺难过的。”王青松也提到半岛bob综合,饶校长是一个极其爱放权的人,不管是不是优秀的、有经验的管理者,她都可以很信任地授权。但也因为管理松懈,梵音在财务上频繁暴露问题。王青松听说,2020年,一位负责梵音装修项目的工程承包商公开向饶秋玉举报,说梵音的一位财务向其要10万元的返点,后来这个财务被开除。2020年,当时还未离职的一名总经理告诉黛西,负责开发普拉提项目的团队,申请的项目经费已经“高到让他们感到惊讶”。当时这个总经理将情况告知了饶秋玉,但饶秋玉让他们自己解决。后来,事情也不了了之。

  在一段高速扩张期之后,2020年,王青松从梵音离职了。他告诉本刊记者,那两年也是梵音瑜伽的资深教练和老员工纷纷离职的一年。王青松离开的原因是,他担心不久的将来,梵音瑜伽会迎来危机。这个判断基于两点:第一,梵音在管理上存在问题;第二,梵音的扩张速度太快了。王青松说,根据一般的商业规律,像梵音这样的实体店,开到一定规模后,一定会出现非盈利的店铺,单店的利润会被一点点摊薄。但梵音没有有效的财务和风险管控体系,可能很难意识到这件事。也有梵音瑜伽相关高管在对其他媒体的采访中透露,梵音瑜伽在预售之后,单馆每月营收在50万~100万元不等,而房租和人力成本占到近70%,加上营销和总部等其他成本,单店本身无法盈利。

  在那篇2月26日发布的自述文章里,饶秋玉将梵音闭馆的原因归结为疫情,她称自己“错误地判断形势”,“经常被要求闭馆,闭馆时没有收入,但是房租和基础工资还不能少……同时疫情对大众消费能力的影响,影响我们的业绩,造成亏损”。

  叮当是梵音瑜伽北京某门店的店长,她告诉本刊记者,在预付费模式下,现金流是支撑瑜伽机构正常运转下去的基础。以北京的一个门店为例,每月的房租就有大几万元,再加上销售、前台、保洁、老师等十多个工作人员的工资,成本不止二三十万元。往年年底,店铺还会利用“双11”等节日开展促销活动,发展新会员,但去年下半年,北京先是因为疫情闭馆两个月,紧接着就是春节,几乎一直处于关停状态。去年,其所在门店的业绩仅仅和成本持平。

  事实上,疫情三年,类似于梵音这样的线下实体瑜伽馆关停情况不在少数。去年3月,在全国拥有200多家门店的瑜舍瑜伽在多地关停、歇业。去年10月在上海经营近10年的Mysoul瑜伽馆也突然停业。更早之前的2020年,曾获得达晨财智领投的5000万元A轮融资的隐瑜伽被曝在长沙的20多家门店关闭,上百名会员受损,损失高达上百万元。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梵音在疫情期间不仅没有收缩业务,反而还在开新店,光北京就又开了三家。王青松推断,梵音可能是想通过预售,获得快速回笼的资金,但这种做法无疑是在饮鸩止渴。“不开是死,开也是死,只是开的话,死得慢一点。”

  除了新开瑜伽馆,梵音在疫情期间还做了不少业务扩张,比如冥想环、美妆产品和素食餐厅。“可能是想通过这些部分再赚钱回来。”岱珊说。但投进去的钱最终似乎也打了水漂。岱珊在某一年的“双11”还收到了公司发的面膜,“大家猜测是她(饶秋玉)做化妆品,卖不出去,分给了我们。但连牌子都没听过,我都不敢用,更何况消费者”。素食餐厅尚算成功的尝试,最多的时候有15家门店,部分开在上海核心路段,光装修就花费数百万元,在疫情期间也陆续关停。

  梵音瑜伽也曾在疫情期间尝试融资。2021年12月,饶秋玉在工作群里提到了融资的事情,“以前利润OK半岛bob综合,没有想到要去融资,怕麻烦嘛……投资商都说我很值钱。同行都想参与我们的发展”。但事实可能并非饶秋玉说的那样,2020年时,一位梵音蓝堡店的会员、某证券公司的投资人郑秋燕就发现,梵音融资有个现实障碍:没有一个明确的财务主体。“他们在全国有很多分公司,但人员也好、财务也好,都没有归到一个公司,从我们的角度看,未来无论是融资还是IPO,主要财务数据都在一个主体公司里,才能有一个上市的主体。”王青松也向本刊提到,梵音的财务“极其不清楚”,这可能导致其在融资上存在较大难度。

  3月1日,梵音瑜伽馆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称“转让梵音瑜伽旺馆”。恩卓组建的维权群里,已经有瑜伽教练和前店长找到新的地址,邀请被欠费会员前往,只需缴纳较少费用,就可以重新恢复上课和锻炼。恩卓没报名,她打算通过诉讼,继续维权,但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胡禹明律师告诉本刊记者,即便能胜诉,能不能拿到钱,还要取决于公司的资产状况。如果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话,可以尝试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公司股东作为被执行人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启动破产程序,具体采取哪种措施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决定。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乐观,根据媒体报道,出事前,梵音的工作人员曾去银行贷款,但因为饶秋玉名下已经没有更多可被抵押的资产,贷款没有成功。

  在一段高速扩张期之后,2020年,王青松从梵音离职了。他告诉本刊记者,那两年也是梵音瑜伽的资深教练和老员工纷纷离职的一年。王青松离开的原因是,他担心不久的将来,梵音瑜伽会迎来危机。这个判断基于两点:第一,梵音在管理上存在问题;第二,梵音的扩张速度太快了。王青松说,根据一般的商业规律,像梵音这样的实体店,开到一定规模后,一定会出现非盈利的店铺,单店的利润会被一点点摊薄。但梵音没有有效的财务和风险管控体系,可能很难意识到这件事。也有梵音瑜伽相关高管在对其他媒体的采访中透露,梵音瑜伽在预售之后,单馆每月营收在50万~100万元不等,而房租和人力成本占到近70%,加上营销和总部等其他成本,单店本身无法

  梵音也在这段时间开始了自己的提速扩张。2016年,饶秋玉决定在双井开第三家瑜伽馆,并使用一个新的发展模式——预售制,即在新的场馆还没正式营业前,先预收会员费。一位参与预售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双井店的装修、房租、预售团队等加起来,成本约200多万元,但预售团队在两个月里就实现了300多万元的营业额。所以还没开业,单店的成本就收了回来。尝到甜头的饶秋玉开始要求在全国以预售模式扩张,一家店拿回的预售金立即投入到下一个店。最疯狂的时候,要求北京“十店齐开”,到2018年,梵音瑜伽馆就从北京的2家扩展到20多家,全国店铺扩张到6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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